17年前，他们是非典幸存者；17年后，他们是非典受害者。当年，因为受到接触野味的感染者传染，他们治愈后患上了各种后遗症。

非典后遗症患者方渤手捧妻子遗像。61岁的他在望京医院骨关节三科无人不知。当年，感染了非典的妻姐夫妇从哈尔滨来北京看望方渤一家，结果方渤夫妇以及女儿女婿均被感染，方渤的妻子和妻姐在这场灾难中不幸病逝。由于后遗症的影响，两个女儿也分别离婚。

非典痊愈六个月后，方渤被诊断为骨坏死，这是在非典治疗中超剂量使用激素引起的后遗症。2005 和 2006 年，他分别做了两髋的股骨头置换手术，如今他的双肩和双膝也陆续出现骨坏死。方渤说：“我全身的骨头就跟石膏一样脆弱，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，直至瘫痪或死亡。”

 

方渤

“我的那张照片里为什么抱着那俩狗？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获得免费治疗的帮助，我养那俩狗，是为了用狗的体温热敷，起到类似狗皮膏药的作用，来缓解疼痛，又节约药费。”2003年5月，还躺在非典病床上的吴如欣，被诊断出急性骨坏死和肺纤维化。非典后，她离了婚，由于家庭财产纠纷，她和80岁的老母亲被赶出家门，四处租房。

如今，她们与其他两户人家合租了一套三居室，母女两人在其中的一间里相依为命。“我母亲八十了，离不开人。而我每个月只有两千多的收入，还不够我自己看病，我们娘俩只能靠借债度日。”为了省钱，吴如欣从来不去楼下的菜店，而是坐着轮椅去远处的露天菜场，等着早市快收摊的时候去买别人挑剩下的烂菜。

 

吴如欣

由于接受了过多的激素治疗，杨志霞的头发稀少，人显得格外憔悴。2003年，她一家9口人感染非典，之后的一个月里，她陆续送走了四位亲人——父亲、母亲、丈夫和弟弟。

03年8月，杨志霞恢复了上班，04年1月查出股骨头坏死。她清楚记得，那天她是哭着回家的。

 

杨志霞

东四十条15号，曾是北京第一个因非典爆发而暂时被封的民宅，也是李桂菊的家。非典后，她被诊断为右侧股骨头坏死，并患有肺功能障碍和重度抑郁症。

相比起上两位受访者，李桂菊面对记者显得更平静一些。她说，几乎每个非典后遗症患者都是望京医院的常客，自己也不例外。当天下午，她就接受了针灸、推拿和药物泡脚等理疗，她说这些治疗能减轻痛楚。

 

李桂菊

王立刚患非典的时候，只有26岁，那年他们正准备当爸爸妈妈，22岁的妻子姜鸿燕已经怀孕8个月。非典来了，他们从鬼门关走了出来，可是，治疗的时候使用激素过多，医生建议打掉孩子。当时孩子已经成型，姜鸿燕看见被打掉的孩子，登时崩溃了。

她的残疾证上，标明的病症是“精神残疾”，姜鸿燕患了癫痫，随时会发作。军人出身的王立刚不服输，在出院后还坚持跑运输，结果，骨头坏死病情恶化，王立刚的六个关节全部坏死。

现在，夫妻俩没有劳动能力，他们全家只能靠低保度日。

 

王立刚、姜鸿燕夫妇

北京，非典后遗症患者张金萍和她的女儿在家中。

在非典救治中，激素救了她的命，却也对她的双眼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，视力下降得非常厉害，几乎无法产生眼泪。因为激素的用量比一般人还要多，张金萍的后遗症非常严重，她在床上整整瘫痪了三年。2004年底，张金萍的女儿在一次脑瘤手术后偏瘫。

为了能达到可享受津贴的资格，她与丈夫离婚，现在每个月她的女儿可以拿到当地政府部门发放的少得可怜津贴。

张金萍曾试图自杀，至今保留着100片安眠药，她说：“我的命就在我自己手里，有一天如果我真的瞎了，我不会给别人添麻烦。”

 

张金萍

对听力残疾的女儿来说，辇秀兰一直都是她的靠山。从前一直照顾残疾孩子的辇秀兰，现在被残疾孩子照顾着。

2003年，辇秀兰家一共有6口人感染非典，父母因病去世。2013年1月17日，辇秀兰刚完成更换右股骨的手术。由于再也无法工作，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了丈夫一个人身上。

她的家住在9层，但电梯只能上到8层，所以她尽量不出门。她说，这最后的一层楼，对她来说太难太难了。

 

辇秀兰

张文荣曾任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处技术员，高级工程师。2003年4月10日，张文荣的父亲去北京积水潭医院看病，后感染非典，4月16日去世。第二天，照顾父亲的张文荣和她的哥哥、姐姐都因感染非典被隔离。

张文荣2003年6月1日出院，身高170cm的她之前喜欢到处去玩，但遭遇非典之后，她再也没有条件出行了，如今出家门都要拄着拐杖，贴着膏药，吃着去疼片。

张文荣现在身上的病有十几种，老伴儿揽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，“我们所有的退休金都用来看病了，要是看病没那么多花费，我们现在肯定很幸福。”

 

张文荣

生于1936年的王宝珍03年感染SARS病毒，痊愈后肺功能严重受损，她已无法从事任何体力劳动。

至今，她仍然记得那段日子中死去的多位不知名的病友。现在，她的肺纤维化仍比较严重。

 

王宝珍

2003年，张伟的老母亲从非典的鬼门关闯了过来，但是从那之后没多久就一直卧病在床。张伟自己也有多处骨坏死，现在，他全天候照顾母亲，喂饭、导尿、擦身……,已经做了17年时间。

 

张伟

王剑同时患有：肺纤维化，股骨头坏死，慢性胰腺炎，糖尿病和结核病，病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每天要服用超过100片药。但即使过了17年，他每天要吃的药还是超过20片。

 

王剑

他们现在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活，荆德申爱好广泛，甚至还收藏了一台长城120相机。但他说，这些爱好是用来逃避现实的。04年，北京不少有非典后遗症状的病人去检查身体，确诊后遗症，但荆德申却接受不了自己有病。

荆德申说，那时候还劝病友要调整心态，劝完别人自己却哭了一整天。2012年，孙女的出生，让夫妇俩觉得自己重生了。可是他们不敢多抱孙女，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骨折。

 

荆德申、李连香夫妇

王英和两个妹妹守候在瘫痪的母亲身旁。她们一家除老三王春英外，都在03年染上非典。唯一的弟弟老五，夫妻双双被非典夺走生命，留下12岁的女儿。

在非典过后至今，几姐妹和老太太都还在遭受着后遗症的折磨。

 

王英一家

几乎每天早上，谢玉荣都会来到后海边晒晒太阳，活动一下筋骨。在03年，谢玉荣感染非典，一同感染的还有弟弟和外甥。一场灾难过后，外甥去世，弟弟从此痴呆抑郁，谢玉荣也患上了后遗症。

如今，由于骨头坏死，她的身高从当初的156cm降到了不到150cm，手指关节变形，同时伴有肺纤维化和心脏病。谢玉荣说，虽然自己常常对守寡八年的外甥媳妇说“往前走走吧”，但自己却常有轻生的念头。

 

谢玉荣

武震是北京花乡医院的内科护士，非典时正在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。回忆起17年前的那个春天，武震还记得，非典就在她懵懵然时迅速袭击，然后强力扭转了她的人生轨迹。非典痊愈四个月后，她查出非典后遗症，全身除了两个肘关节，其余股骨头全部坏死。

武震说，确诊那天从医院出来，“我和我妹妹就站在新街口那儿放声大哭”。此后，她被迫放弃工作，治病成了生活的重心。2013年2月，武震接受了全髋置换手术，因为工资问题，入不敷出。

 

武震

2003年3月30日，因参与SARS病人救治工作而感染SARS，她是北京第一例接受气管切开插管的第一位医生。

毕维杰回忆，切开气管插管时她已经不需要用麻药，因为完全没有了痛觉，之后的15天，她几乎没有睁眼，不辨昼夜。当时她工作的朝阳医院专门派了专家组在病房轮流值守，仅存的意识中，她记得每一个来接班的人都会询问，“死了么”。因为太受罪，她还尝试过拔管，“如果不是医生及时赶到就没命了”。

非典康复后，毕维杰的股骨头彻底塌陷，于2007年4月接受人工关节移植手术。据说，这种人工关节使用寿命在10到15年之间，而在那之后将不能再进行第二次的更换术。现在，她的双肩骨头也塌陷了，专家建议置换，“但我还是不想换了，都换了成机器人了。”